换双眼睛看自己(转载)

  换双眼睛看自己
  郭莹
    郭莹;英籍华人,国际问题评论员。著有环球行纪实《相识西风》。
    这次郭莹专程赴欧洲、北美、澳州、港台及中国大陆,采访了数十位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完成《换一双眼睛看自己―――老外侃中国》采访实录(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实录中,老外谈了他们在中国大陆、港台,生活、学习、工作、婚恋及与中国人交往的经历经验。
    这些经验读来颇为真实,也足以引起国人镜鉴。本刊特摘发部分内容。
    ――编者
  口述:马克 美国人――在北京当“外商”
  他们有了‘外商’签字的意向书就有面子了”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曾糊里糊涂地被拉去演过一回“外商”。
    一天,一个有点面熟的朋友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免费去内蒙古旅游。我一介穷学生听说有公司赞助旅费便动心了。对方说他的三位朋友去内蒙古谈生意,我若随他们走一趟参观几家内蒙古公司就算完成任务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尽情地观光。那一趟旅行我不但免费在大草原游玩、吃住,临别时人家当地公司还赠了土特产让我带着上路。
    回程的火车上朋友才透露出内幕,原来内蒙古方面期望与国外搞项目合作,北京的这几位便将我介绍成是来中国考察的“外商”,可我当时明明白白地对内蒙古公司负责人自我介绍过我在北京留学。可北京公司的人说,他们不在乎你是留学生还是其他什么身份的老外,只要是副洋面孔大家与你照上几张合影,就可对外、对上、对下宣扬他们公司正在迈向国际了。
    另一次我去南京旅游参观贸易博览会,一时间竟有好几家厂商过来争相与我洽谈业务,并希望我来华投资办厂。在难以推却的盛意下我坐上了他们的轿车赴酒筵,席间,我一再声明我是来南京旅游的,本人也无力投资。我的大实话人家硬是不信,反复宣传他们优越的投资环境,最后竟坚持要我在一份总投资额200万美元的合资意向书上签字,我当即吓蒙了。
    中国朋友在我耳边耳语说:“意向书不是正式合同,他们有了‘外商’签字的意向书就有面子了。”于是我不得不签了那份二百万美元的意向书后才得以脱身。我的一位金发碧眼朋友,因其“标准的洋人形象”,曾被邀请为一家新开张的超市剪彩,出席过他自己说不清楚的“国际会议”,当然更“参观洽谈”过一些内地公司厂家,每回他出镜表演的报酬从两千元至数千元不等。
    夏日的一晚在上海外滩,我正与一位美国人及一位意大利女郎散步闲逛。迎面过来两位西装革履的体面青年,他们先打招呼说:“欢迎你们来上海。”聊了几句客气话后,他们问:“你们从国外来想不想开开眼界,见识一对上海人的婚礼。”
    我们一下子既兴奋又感觉不可思议。他们又热情地邀请说:“我们想请你们来吃中国人的喜筵。”我们疑惑地问:“我们与你素不相识,怎可以随便赴不相识者的婚礼呢?这恐怕太唐突了吧。”他们说:“你们外国朋友光临婚礼,婚礼立刻就显得够级别上档次了。你们千万别推辞。”于是我们被请上出租车拉到一间酒店,大吃大喝了一番。当然那晚我们吃白食的回报是与一对新人合影数张,及与双方家长、亲友一一合影,那晚我拍下的像片比最近两个月照的都多。
  “培养一个诚实的人,远比纵容一个欺诈的硕士要严肃重要得多”
    一位中国小姐提起其老外男友就一脑门子官司,简直“哏”得无可救药。原来她将自己的论文甩给男友帮忙锦上添花。老外阅后仅修改了两处英文语法就兴高采烈地跑来邀功请赏。该小姐为此气得暴跳如雷,她原以为母语是英语的男友定会帮其论文大大添油加醋一番。男友对她的“无理取闹”则一脸的不知所措。
    这显然是典型的中西文化差异,西方人的概念是尊重个人的著作权,他既无贼心也无贼胆篡改他人作品。若他帮忙捉刀那是不诚实的做法,既对原作者不尊重对学校也是欺骗行为,而诚实是一个人立足社会之本。
    我遇到过一个15岁的少年由妈妈领来登门拜访,那盼子成龙的妈妈一旁催促着儿子:“还不赶快把你写的英文作文拿出来,让叔叔帮你改正一下。”我看过作文后直夸赞15岁的孩子写成这个样子已经满不错了。然后我与那少年商榷了几处英文造句,没有做任何改动。
    那位母亲十分失望和不满。她一再急切地表示:“这孩子是参加英文作文比赛,你别不好意思动手改,随便改没关系。”我只好解释:“首先我不能改孩子的作品,这等于是在损伤孩子的自尊心。再说由我这一介成人来充当一个15岁孩子的枪手,恐怕反倒会弄巧成拙,评委肯定不相信这是出自15岁孩子的手笔。”
    我还见识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女孩,她提交的中译英翻译课作业是陈水扁“总统”的就职演讲,她翻译得如此精美与其日常蹩脚的表现判若两人。任课讲师偶然上网发现了台湾发布的此演讲英译本,竟然与该女生的译文只字不差。
    此剽窃欺诈行为在学院引发轩然大波,当任课教师及系主任将网络版本及这位女孩的作业一并在其面前摊开时,该生狡辩说,她的作业与译本如出一辙的原因是,陈水扁就职典礼那天她在场。这位同学顽固不认错的态度,不仅无法为自己开脱反而更引起校方的反感。
    就在学院打算开除此生时,一些教师和同学(其中大都是中国人),纷纷急三火四地前来为其说情,因该女孩只差三个月就将毕业,若她现在被勒令退学就将得不到硕士学位,两年来的辛苦就全都泡汤了。但学院的解释是,培养一个诚实的人,远比纵容一个欺诈的硕士要严肃重要得多。这位女生最终黯然地返回台湾去了。
    当然列举这些中国人的负面故事,绝不意味着欧美人模范得时时刻刻都诚实着,英语里也有白色谎言“WhiteLie”一说,汪洋大盗的故事更经常被拍成电影。
    不过转回来要说的是,日常交往中西方人却普遍的朴实、诚信,大都能自觉地奉公守法。有些中国人的口头禅是:“老外傻憨,容易搞定。”因为在西方极尊重个人自我约束的道德标准,许多公共法规大都靠公民自觉遵守。诚实是一个人最起码的人格,若一旦某人的欺诈行为被揭露出来,那么此人将终生背负着人格低劣的污点,其信誉将一败涂地。在西方若你失去财富、若你失去职业、若你失去机会,你都可以再重新站立起来。但若你失去诚信的人格,那你一生的前程都将为此蒙上阴影,也就是“改了错仍然是坏同志”。
  口述:苏菲 希腊人――在北京打车
  “你放心,我们的价格很公道,一分钱也没挣你的”
    首都机场大厅里,我照搬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经验,凑到旅游饭店服务中心柜台前打听凯莱酒店是否有接送客人的班车,因上海的酒店就提供这项免费服务。小姐回答酒店没车候在机场,她继而热情地要帮我订辆车,要我付200元车资。我觉得太贵,她坚持解释这是最便宜的价格。
    我抬眼瞧见旁边有另一旅游咨询中心,便走过去咨询,该柜台同样上赶着要为我订车,报价是150元。我询问如果到门外乘出租车得多少钱,小姐肯定地表示出租车更贵至少需200元。
    这时柜台内的另一小姐十分热情地前来帮腔说:“你放心,我们的价格很公道,一分钱也没挣你的,我们这是免费为你提供叫车服务,外宾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嘛。”小姐们如此信誓旦旦的诚恳,于是我相信这一排旅游服务中心都是机场的公营便民机构,值得信赖。
    就在我犹豫车费这当口,柜台内的小姐表示车子5分钟之内就会过来,于是我在她赶快先付款的催促下交了150元现金,没见发票。小姐让我坐在椅子上等,15分钟过后我忍不住上前询问,她保证“马上就到了”。又等了15分钟,一小伙子过来说车子不让进机场要我跟着他出去。我随着司机走出机场,在公路上拖着行李直走到一里路外的停车场,看见一辆满身尘土眼瞧将散架了的70年代的尼桑车,车顶上也没有出租车的牌子,车门也没印着通常的出租汽车公司标志。上车后司机说呆会儿路上遇见拦车检查的交警你一定得帮帮忙,就说我是你的朋友,千万别说是打的出租车。
    我明白过来这是辆黑车,司机坦诚他每天在机场外“趴着”,与机场内的那些旅游服务柜台挂钩,柜台小姐猎到客人就呼他。我问他得了多少钱,他说柜台付他一百块。我忙解释我交了150元没给我发票,柜台还答应所交费用已包括了高速公路费。他听了挺吃惊,说柜台没付他高速公路费要他跟乘客另外要。他好心地表示不会再要我出高速公路费,回头他会跟柜台交涉,估计够呛能要回来。
    一星期后,我从凯莱饭店结完账将行李留给门童保管,出了饭店旋转门,刚好门童已为我叫来了辆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刚放下客人,门童就招呼他过去拉客。
    “我一猜准不是什么好活。这里有一帮司机天天在饭店门前‘趴活’,这些有关系的司机和门童通着,从不排队。遇到上机场的好活,门童就分给这帮自己人,因门童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块,其他就指靠着客人的小费和从司机那得到分红,只有遇见挣不了多少钱的短线活才叫我们这些排队的司机。有时别人都不愿拉的赖活,即使像我这样没门路的司机排在最后,门童也会指使你上来。”
    我忙诧异地说我出来时门童根本没问我去哪里,他怎么会知道我走不远呢。司机笑了起来说:“你外行了吧,你结账后留下了行李告诉门童两小时后回来,人家当然立马明晰你暂时不去机场,准是先到附近转悠一会儿。若你是结账后直接提着行李出门那才是直奔机场,你们客人出现在大厅后的一举一动都在门童的监视暗算之中,他溜一眼就明白客人大约的行踪。就那抱着孩子一家三口空着手出来打车的,肯定是奔王府井逛街去,门童便叫我们这些跟他不搭界的司机上活。只有门童肯定是去机场的靓活才叫自己人的车上来。”
    遇上个能侃的司机我来了兴趣,忙打听:“那从机场过来凯莱酒店应多少车费呀?我来时可是付了150元。”
    “你肯定是被人黑了。加上高速公路费应该也就70块左右,前天我刚拉过一次最后结账是69元。遇见老外一看你是头次来中国张口要四五百的都有,一般老外的特点是死认表,那也有招儿对付,我们有‘弹弦表’就是专门伺候这帮老外的,原本70元的车资最后给你弹出150元、200元跟玩一样,老外一看车前面的表走得好好的没错,便乖乖地付钱。不过要是遇见查车整治人员,那些坑蒙拐骗的车主是逮着一个折一个,他就别想再开车了。”
  “你是想听政治段子还是荤段子,咱们就聊这半年的新段子”
    周六午夜我从三里屯的藏酷酒吧打车去北四环五路居,刚坐进车内,司机手里便晃悠着一张报纸冲着我叫开了:“是你们这些外国女人生完孩子不坐月子吗?”
    我顿时被他给问晕了,瞪眼一看原来晚报上一则标题是:“西风东进,中国女人还要不要做月子”。司机这厢仍情绪亢奋地发着感慨:“一生完孩子就喝凉水洗澡,还外出游泳,非落下一身毛病不可。外国女人简直是胡来。你结婚了吗?你生完孩子也不坐月子呀?对了,我上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说过人家外国人什么都保密,不兴问这问那的,包打听最招人嫌。可咱们现在不是在中国嘛,就得按中国的国情规矩。”
    没想到一个中国男司机对外国女人不坐月子有这么大的兴致。与北京出租车司机聊天是我的一大享受,他们的故事都是鲜活的老百姓生活画卷。
    于是我搭讪道:“你有孩子吗?”司机来了情绪:“我那儿子是去年大年三十老天爷赏给我的。那晚我正在朋友家垒长城,还别说那天我的手气就特顺,好兆头呀。11点多我的手机响了,老婆吵吵嚷嚷地叫肚子疼。我对她说你忍一会儿,我打完这圈就回家。就过了5分钟老婆又呼我,哎哟、哎哟地喘气说孩子就要生了。我扔下牌,下楼开车奔回家把老婆一送进产房,就得了个大胖小子。”
    司机夸完儿子接着打听我的事,当他得知我借宿在朋友家时,便说:“你去的那个小区在电视上看过,都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是你男朋友住在那吧,你男朋友够富的。”我忙兴趣盎然地追问:“你觉得我有希望找个大款男友吗?”司机回过头冲我笑了起来说:“那当然,如今哪个女孩愿意找穷人呢。你没听说新段子是,头等女子嫁美军;二等女子嫁皇军;三等女子嫁伪军;四等女子嫁国军;五等女子才轮到毛老先生缔造的共军。”车过了友谊宾馆后越开我越觉得道路陌生,终于我们停在四季青一乡镇企业门外的路边上。司机连着给三位朋友打手机问路,又摸了半天直到夜里一点多才找到我朋友家。下车时司机说:“我路不熟绕了点远,对不住。这么着吧,少收你两公里路费。我这出去还得寻摸一会儿路。你真不该住在这。”
    在北京住久了我越发感觉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一群生动可爱的人,乘客一踏进车门,司机就跟你自来熟,无需任何过渡。
    一个下午,在人民大学门口我拦下辆车,司机是位40多岁的壮汉。刚落座他就发话了:“说实在的,我不怎么喜欢外国人。”我一惊忙问:“为什么你对外国人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恨呢?”他答:“就那美国人耀武扬威的,整天事事的,告诉美国鬼子,我们中国人不怕他们。”
    通常外国人一上车,司机的开场白常常是:“你是哪国人呀?”我经常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是北京人。”每每司机都会侧过脸来嘿嘿地笑上两声说:“真的吗?”我马上抢白:“当然,我不是在说北京话吗。”我发现若告诉司机自己是希腊人,他们每每都会很惊喜友好地表示:“希腊好,文明古国跟中国一样历史悠久。”有的司机还会感兴趣问:“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你们希腊有几千年历史呀?”只有一个司机闹不清希腊在哪,他说的是:“希腊,不就是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吗?”
    因我母亲是法国人,故有时我也随口说自己是法国人。对于法国人司机的反映多是:“法国人浪漫,法国葡萄酒在中国挺时髦,我老婆用的是欧莱雅日霜晚霜。”就这样,我灵机一动决定每回对司机报一个不同的国籍,借此观察北京的士司机对各国家的态度和看法。
    我发现当我说自己是美国人时,他们的反映最为强烈,看法也最多种多样。有司机说:“美国人,好,地道,天下第一强国。”也有的司机表现出对美国的不屑:“美国算老几,纸老虎。别以为你是美国人就可以随便在中国怎么地,不高兴了,大爷还不乐意拉你这个美国鬼子呢。”
    有次我胡说自己是俄罗斯人,那司机尖着嗓门说:“我们过去的老大哥呀。五十年代时中国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今你们是落难了,听说你们那里经济一片惨淡,缺吃少穿,你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应有尽有,你在中国得多吃点,要不然回去就吃不着了。不过普京倒是一强人,看样子能带领俄罗斯往好了奔。”
    若我自报家门说是英国人时,司机就尤其忙乎开来:“曼联、利物浦都经常看,贝克汉姆听说要坐冷板凳了……女王她妈过了百岁才死,值。”若我说来自加拿大,司机便兴奋地说:“大山的同胞,你知道吗,洋笑星大山在中国火了好多年了。”我马上调侃道:“大山是我的学生呀,只有一次课他落下了,那堂课我讲的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世界上最能侃、最会侃的司机,乘客能从他们嘴里享受到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榜到街道胡同里的市井八卦,北京市面上的各路信息司机都免费发放外加义务评论。
    12年前司机们最爱打听的是:“你们国家的冰箱多少钱一台。”要不就是:“你在国外挣多少钱一个月。”如今没人再感兴趣国外冰箱、彩电的价格了,司机眼下最关心的变成为:“你们国家买一套单元房多少钱。”或者:“我儿子想出国留学,一年得多少学费呀?”从司机这些年打听国外不同的事,就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这些年经济的飞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一步一个台阶。
    那天我在建国门一上车,司机听说我离开北京半年了,忙问:“你是想听政治段子还是荤段子,咱们就聊这半年的新段子。”这位司机曾是纺织厂的工人,他说如今北京是优胜劣汰的城市。接着他现身说法道:“1995年我学开车那会儿周围人都笑话我,班上得好好的,干吗非要自费去学什么开车。我回敬他们,一年后我要是一个月挣不了你们半年的工资,我就是你孙子。这不厂子不景气哗哗地下岗,厂里四十好几的大老爷们抱着厂长的大腿哭天抹泪,早知道会尿床你倒是赶早躺在沙子堆里呀,这不临下岗了无一技之长。我老婆下月就要下岗了,她干活的烤肉季要改股份制,原国营企业的干部摇身变成为股份公司的老板,领导决定将现有的国家职工买断工龄全部让大家回家,股份制后他们再重新招聘合同制临时工。”
    我问:“你不觉得现实挺残酷的吗?”他拍了一下方向盘大叫道:“残酷,简直就是人吃人。其实要说中央的‘经’原本挺好的,都是让下面这帮歪嘴和尚给念走了样。”
  口述:佳丽 奥地利人――在北京租房
  “哎哟,我的大小姐,你看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你就这么狠心溜我的腿”
    我刚到中国时住在北京东三环的亮马大厦,这是专门出租给外国人的公寓,我的房子只有一个小套间,公寓门口24小时有拦阻中国人进入的门卫把守。房间内如酒店客房一样窗户打不开靠空调换气,我很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我一直巴望着有机会住到中国人堆里与普通市民朝夕共处。
    当时有一些北京居民将自己的住房出租给外国人,大都是些老百姓的私房,总之在北京租住民房还处于一个灰色时期,外国人应如何租住民房政策上无明确规定,什么地区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出租给老外相当不清晰。
    我曾寻摸到后海附近一处四合院内的民房。对于北京的四合院我一向情有独钟,能有机会享受胡同里的生活方式令我欣喜异常,我立马放弃了亮马大厦的“外宾特权”搬进了大杂院里。由于是私下里与房东交易的,于是我在此等于是个地下住客。有时我的房东会打来电话通风报信说:“明天片警来查户口,千万别出门,有人敲门也别开门。”接到房东的指示后我们便刻不容缓地备战好食品、饮水,危险期一临近就躲在房内观察门外的动静,直到确信警报解除后才敢露面。
    但是有天早晨我明知外面有警察候着,无奈我当时着急往办公室赶,只得硬着头皮往外跑,原打算跑快点冲出警戒线,没想到遇上个较真儿的警察在脚后跟愣是追着我不放。
    警察边追边喊:“你跑那么快干吗,心虚了不是。小姐,我说你别跑了行不行,我保证你没事。”不得已我停了下来。那警察喘着气赶上来说:“哎哟,我的大小姐,你看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你就这么狠心溜我的腿儿。”
    我看看人家满脑门子的汗,知道自己错了,赶忙一个劲地道歉。那警察大叔倒是一派不计小人过的大度,他说:“你私租民房,对不住,我得公事公办,罚你五百块钱,然后你就赶快去上班,我也不耽误你了。”中国的警察真有人情味。
    有一专门从事北京民房出租代理的加拿大人靠做中介捞外快,此公经常喜欢以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姿态,向外国人阐释复杂的老外租民房政策新动向。就是这样一介“政策权威”,有天他自己冷不防也被传进了公安局,罪名是他非法租住北京民房,公安的解释是那所房子不应该出租给老外,于是罚了他一万元人民币。
  “你知道吗?我其实就是特烦老外住在我的家里”
    北京交道口一胡同里,有一些拆了四合院后发展起来的改良形式四合院,就是将两、三层最高四层的楼房替代了原来的平房,但保持了固有四合院的布局传统,这种新四合院的设计概念造型,在一片叹息老北京老胡同传统文化消亡的悲愤抨击生浪中,得到了许多好评,其设计师还为此获了奖。
    此胡同对老外的吸引力还在于其地理位置处于市中心美丽的时刹海附近,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如电影、小说中所描述的老北京那样动人和有韵味。这片房子通过房屋中介公开地出租给外国人,最令我舒心的是这里不存在门卫,任何朋友都可以长驱直入地进屋来,当然胡同里有敌情观念警惕性都很高的街道“小脚侦缉队”,巡逻保护着街坊四邻。其实这些“小脚侦缉队”满可爱的,也是老外皆知的北京传统地方风情。
    我的房东是位满口北京混沌儿话音的工人,他的那套房间在二楼,按中国的概念叫做两居室,即一个大卧室和一个小卧室,厨房是典型中国式的偏于一隅且狭窄,还有同样中国式的挤在犄角里的迷你卫生间。租金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种出租给老外的民宅,租金绝不像中国人的住宅那样低廉,但也不像专门接待外宾的“涉外公寓”那般国际化地昂贵。
    在一位中国朋友的陪同下,我来到房屋代理公司签了一年的租约,租金是每月八千元人民币。合同条款很简单,注明了房子的面积、租金及租约期限。我请示所任职的西方公司时,老板表示因房租比涉外公寓便宜许多,故公司愿意负担此房子的装修费。
    我动手装修前很谨慎地咨询了房东对改变他的房子是否有任何的条件和建议,比如我刷什么颜色的墙面、铺什么风格的地板等都汇报给了房东。房东很爽快地表示他们无任何异议和要求,要我自己“随便看着办。”房东惟一强烈的表示就是,我得将全年的租金于入住前全部一次性付清给他。因房租反正由我公司的老板支付,于是我当即便照办了。
    钱的事办妥后房东就撒手不管了,于是我开始了大兴土木。
    我对自己的窝所做的手术是先铺了一层淡粉色的地板方砖,墙壁也自己动手粉刷一新了。厨房我特意配备了白色的瓷砖,厕所里我安装了新式热水器,这个新家不豪华但简朴干净一点一滴全是自己劳动的结晶,我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兴奋地开始了北京人的居家日子。房东的职责是为我提供煤气罐,煤气用完后我就致电他,有时房东送煤气罐来时还带来一盒他太太包的水饺,说是送给我尝新鲜。房东的小儿子在学校里学英语,儿子随父母光顾时,夫妻俩就不时地在一旁催促着儿子:“还不赶快跟阿姨多练习一下英语,机会难得。”我觉得房东一家人很纯朴可爱,安居在这里愉快温馨极了。我每天清早骑着自行车在一些小胡同里钻来钻去地赶往赛特大厦上班,那种感觉棒极了。因此我决定一年后将与房东多续几年的合同,我也自信与房东间的关系维护得相当成功,双方间的合作是愉快的。于是,当一年的租期差不多结束前夕,房东致电我说他想过来一趟聊聊房子的事。我欣然同意。
    房东夫妇进来的时候气氛有些尴尬,他们先表示这房子的情况有了新变化,无法再继续租给我了。我十分意外大惊,这也就是说一个月后我得走人。我着急地询问出了什么事,房东吞吞吐吐地解释说:“由于把自家的房子出租给你,我们一直寄居在朋友或亲戚家,东一家西一户地寄人篱下打游击,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太不方便了。而且我们的孩子还在你这附近上学,我们回家也是为了照顾孩子的方便。”
    我听后非常难过,但房东要回自己家的话也句句在理,最后房东坚持房约到期我就得立马搬出。几天后我请一个中国朋友给房东打电话沟通,看看能否暂缓几个月,因我担心无法在三星期内找到一个新住处。没想到当我的中国朋友打电话给房东时,他的口径和收房的原因全变了,房东开始情绪激动地咆哮起西方人来。他叫道:“你知道吗?美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什么鬼子,我其实就是特烦老外住在我的家里。我们中国人应该有骨气,没必要对洋人唯唯诺诺的……”
    得知此公的慷慨陈词后我颇难过,于是一气之下就把厕所里我自己装的热水器及马桶上的坐垫拿走了。有朋友建议说我撤离前应回复房子曾经的惨状,但我没那么做,我交还时仍旧是漂漂亮亮的好房子。
    因考虑到房东对外国人的偏见这般重,所以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时我便极小心翼翼、礼貌周全地试图讨好他们。我表示说:“我理解你们想回自己原来的家,孩子在这附近也有一起玩的小朋友”等等,总之竭力表现出我的善意,最后非常恭敬友好地与之道别,期望就此能扭转他们对外国人的不公平看法。
    后来我得知了此房的后续故事。其实房东根本就未倦鸟归巢,我走后他们当即将“吉屋”再次投放市场,房租比以前高出了许多达一万多元。我的一位朋友被那位房东领着前去“相面”时,该朋友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安娜的家”。于是他当即不客气地表示:“我不会租你的房子,因为我的朋友曾住在这里过。你为了多收几个房租钱,就将我的朋友赶走了,这实在不妥。”后来我去那个院子探望朋友时,看到这套房子仍旧空在那里。房东失算了。
  口述人:埃瑞克(挪威)
  “我们更在意‘平凡着、生活着’”
    在中国留学的外国人几乎都与中国大学生结为一帮一的互助组,你教我汉语一小时,我帮你纠正英语一小时。老外汉语里把互相学习的伙伴称其为我的“互相”。留学生往往抱怨与“互相”大学生聊天没劲。
    比如我每次与我的“互相”互相完后,都会跑到校门外与我的那帮布衣哥们儿、姐们儿扎堆儿解解闷儿,与陋巷里的摊贩、个体画家、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什么的侃大山,那才叫过瘾。这些普通草民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着,你有机会与他们掏心窝里的话,与他们唠家常,倾诉过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骂、一起哭,有滋有味。而中国的大学生们常常太一本正经,个个都踌躇满志,期盼成为干一番大事的成功者,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于我们西方青年来说,如今对这种人生观早已失去了兴趣,我们更在意“平凡着、生活着”。
    在中国大学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无大志者,不想挣大钱、不想出巨著、不想干什么大事业,甚至也不想读高学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过得快活有趣,没想过设计自己的“锦绣前程”。
    因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的差异,使我们留学生往往没情绪与中国大学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话题,对我们来说特Boring(枯燥)。对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热衷去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发达的地区当一名志愿工作者,比如义务医生、教师。有机会帮助所需要的人,这种人生特别带劲儿和有意义,这才体现自己的价值,充满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国朋友考我,他问:“长江里有几条船?”我茫然着。
    朋友笑起来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
    中国人对抛头露脸的荣耀感留给我颇深的印象。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华人女士,她说当其老爸见到克林顿夫妇邀请女儿到白宫参加国庆午宴的请柬时,爸爸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然去白宫做客的确是难得的机会,不过与“人民公仆”同进一次午餐,怎么至于激动得落泪?西方人多会以平常心对待。
    这也令我产生了另一个感叹:不管是大陆、港台的官员、名人,他们出街时个个派头十足,要不就墨镜遮面。而欧美的大人物则非常注重平民化,欧洲老百姓常会在街头碰见王室成员随意逛街、购物。如戴安娜王妃生前在一个圣诞节前夕,她去拜访为其看病的中医师。戴妃亲自上伦敦哈罗斯百货公司选来礼物,然后肩上扛着这一大箱礼物穿街走巷。那医生回忆说,当戴妃汗涔涔地进门后,她掂了掂那箱子觉得满重的,没料到戴妃居然既无保镖也无随从帮忙,贵为王妃也不计较在大街上独个扛着箱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安贫乐道是否意味着失败?”
    读过中国杂志上一则故事,介绍旅美音乐家谭盾,初赴美时曾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间银行门外拉琴卖艺,与他做伴的还有一黑人乐手。10年后的一天,谭盾路过那间银行时瞧见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那黑人问谭盾如今在哪里卖艺,谭盾说在卡内基(纽约著名音乐厅)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儿能挣着钱吗?”谭盾也幽默地回应:“还行。”
    这本来是个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随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板着面孔告诫读者,谭盾靠自我奋斗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10年落得终日在街头卖艺。这种评论令我觉得好笑,且过于“中国特色”。
    在西方,街头艺术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街头艺术家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有些街头乐队水准相当不错,并演出了名气。每天他们到固定的广场演奏时,会有乐迷拥在周围,并风风光光地出售自己乐队的 CD。一些成功的街头乐手、画家的收入,与办公室职员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头艺术家就靠在街头、集市上为行人提供娱乐置了房产。
    我有位朋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酒吧、街头、狂欢节上去表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更令他放松惬意。周围亲友也理解他的个人志趣,无人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进取。成功不应只是狭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视平凡的普罗大众是低俗的心态。
    来中国前,我原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劳动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中国也有一句古语“360行,行行出状元”。可是亲临中国后我很意外和震惊,中国人对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清洁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视这些“底层”劳动阶级。中国人以职业、职位、收入、官阶来品评一个人的高低贵贱,比西方社会过分多了。
    在西欧,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但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比如一个大学教授,他的朋友圈子里会有国会议员、知识分子,也会有普通产业工人甚至司机、花匠。而一个女博士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位技术工人,无人认为他高攀了,也无人认为她低就了,这些在西方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记得我刚来香港时,常与大楼的门卫站在门口闲聊,这位看门人会讲普通话,他建议我去唱卡拉 O K,这样我的汉语将会突飞猛进。可是一天一位同事劝告我说:“你最好别与看门人聊那么多,我们都只是与他打个招呼就过去了,从不与其聊天。我知道也许在你们欧洲不算什么,但在香港可是不一样。你还是注意一点好。”
    一个走街串巷去酒吧、幼儿园、小学校讲故事的说书人,一次晚餐时与一熟识的中国女士聊天。那中国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谋划策说:“反正你在这里也没工作,还不如去中国教英语。还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那说书人很惊讶地认真纠正该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的专业就是走街串巷为老百姓说书。您怎么能说这不是一项职业呢?我不去中国,我不愿背井离乡。”
    那位中国女士餐后言之凿凿地发感慨:“看他一个穷说书的,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朝不保夕。帮他找条出路还不领情。看来我们中国人是好样的,我们来到你们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拼出自己的一份体面职业、中产阶级薪水和小洋楼……”西方人都睁大眼睛瞧着她。本来西方朋友还挺可怜这位女士的。该女士的丈夫和10岁的女儿都留在中国,她独自漂泊异乡打拼,已4年没见过女儿了。西方人特不能想像夫妻长久分居,家庭不能团聚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痛苦。丧失天伦之乐的痛苦,是洋楼、白领、高薪等所不能弥补的人生缺憾。
    在西方人眼中,为出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是否太残酷?人生难道就只有这种浅薄的成功标准吗?难道不愿背井离乡、不向往洋楼、白领阶层,仅满足安贫乐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败者?为何中国人总势利地以财富、洋楼、学位、白领等物质的东西来论英雄?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就不被认为是好样的?难道中国人不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有问题?是否太过功利主义的庸俗?
    口述人:托尼(澳大利亚)――与中国女孩谈情说爱
  “早晚肯定会被洋人给甩了,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认识女友萧萧的过程,如琼瑶阿姨的肥皂剧情景。周六傍晚北京动物园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中式英语,人山人海)的公车站,我一番拼搏总算挤了进去。车内大家如罐头里的沙丁鱼般粘在一堆。令我极尴尬不安的是,我胸前贴着位矮我一头的姑娘。这可如何是好。下午刚看过报纸上痛斥“洋咸猪手”的新闻,深圳公车里一美国青年酒后耍流氓,当众扒开一中国少妇前胸的钮扣朝里看风景。“胸袭”事件直闹到中国外长召见美国大使,向其提出外交抗议。可眼下我就“搂抱”着位中国姑娘,现正恰逢“洋咸猪手”事件敏感时刻,我这倒霉的手若稍出差错,那可就……别怪我杞人忧天。
    那是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美国飞机轰炸。那天我与一外企的中国女职员,到美国大使馆门前观望中国青年游行示威。一群人瞧见我后便嚷嚷道:“这边站着个美国鬼子,我们过去报仇雪恨呀。”众人围住我要求我表态。我忙申明自己是澳洲人,并表示很同情中国人的遭遇。
    眼下面对贴在我胸口上的姑娘,紧张得后背冒凉气,这该死的“洋咸猪手”真不知藏到哪里才放心。我思忖着也许先道个歉不失为上策。于是我赶忙皮笑肉不笑地咧嘴说:“小姐,真对不起,我这么大块头挤着你,十分冒犯。我也是没辙,你看,我实在动弹不得。”
    那姑娘对我能吐出北京话十分地好感。她笑起来挺大度地说:“没事,天天上下班挤车,都久经锻炼了。”我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
    我俩的姿势令我觉得挺不安的,便开始没话找话地与她搭讪起来。聊起来后那姑娘似乎对西方的博物馆特感兴趣,没完没了地向我问东问西的。我就顺嘴胡诌开了:“下次我拿来西方博物馆的画册给你看,你能不能留给我你的电话。”从实招来,当时我是动了贼心,我觉得她比巩俐、章子怡都漂亮,当然巴望再有机会见面啦。
    于是画册作为切入点,我与萧萧开始了日后的段子。不久我即意识到在内地与中国女孩谈恋爱是件不轻松的事情。实际上我挺欣赏毛泽东老先生的教诲:“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亲口尝一尝。”这要是打算一辈子选择与梨子为伴,我当然要先试试是否合口味。我与萧萧在北京朝阳区租了套民房过起了家家。首先每天夫妻双双把家还,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北京的民宅电梯是我见识过最独具一格的,居然有专职人员把守着,电梯里还摆有办公桌,开电梯的大嫂坐在桌后面喝着茶,为了不站起身,她手里举着一根木棍戳戳点点着楼层按钮。头一回见识时,我差点笑出声。我至今闹不懂,为何北京的居民不能独自乘电梯。北京的电梯还有上下班制度,住户早来了点、晚归了点都不伺候。开电梯的大嫂更是位福尔摩斯级的侦探,楼内每位成员的底细她都心中一册档案,电梯间就是此楼的路透新闻集散地和发布处。
    头回当我拉着萧萧的手迈进电梯后,电梯大嫂以其职业观察家的眼神盯着我俩好一会儿瞧。然后冲着萧萧打听:“他是哪国人?”萧萧答“澳大利亚人”。大嫂警惕性极高地跟了一句:“结婚了吗?”萧萧低头不语。我想像不到后果的严重性,冒失地脱口实禀:“我们还没打算结婚呢。”电梯大嫂的脸色立马严峻起来,然后就不再搭理我们了。此后我与女友一同出入时,楼内邻居盯着我俩的眼神令我十分不自在。为此我学会了一个中文词叫“遭白眼”。
    女友若独个等电梯时,围在周围的邻居便七嘴八舌地活跃起来了。楼下张先生好心规劝萧萧说:“那么多中国好小伙随便找哪个不好,还是血浓于水的自己同胞跟你情投意合一条心。别跟老外搅在一块儿,早晚肯定会被洋人给甩了,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萧萧问他见识过几对异国鸳鸯,又见识过多少失败的跨族婚姻?该先生避开问题语气激昂地声称:“听说不少嫁过老外的女孩,过几年离婚后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转回来重投中国男人的怀抱。”到头来都是听说。
    李嫂接着搭腔了:“如今这青年女孩,什么丢脸的事都做得出来。国格人格都不要了。”吴妈叹口气谆谆道:“那些老外在咱们这停个一年半载地就抬腿跑了,甩下了你可怎么办呀。这将来哪个正经男人还敢娶一个与老外有过一腿的女孩呀。你这污点就再也洗不掉了。”王姐倒是最开明,显然瞧不起那些小市民没见识。她理直气壮地给萧萧打气说:“找老外就是高。我那侄子花了一万多块钱给中介这才办成留学。要是找个老外结婚,一夜间就移民国外了,西方‘户口’就轻而易举地到手了。即便以后离婚了也值,这是条捷径。”李嫂接了话茬替萧萧着急:“那你得赶紧催那老外领结婚证,省得夜长梦多。”自始至终未有何人提及爱情。
    “你一个老外对中国女孩亲昵,就是遭中国人恨”
    我与萧萧上街或与中国亲友聚会时,她就会显得十分畏畏缩缩,做贼似的。与她在外国朋友圈子里时的大大方方判若两人,她那“中国人的自豪”顿时无影无踪了。
    逛街时若我拉她的手,她会立马警惕地四下观望着甩开我。我高兴时趋前吻她,她更是冷冰冰地将脸扭开。她还给我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禁我在外面对她动手动脚,说中国人看不惯老外占便宜吻中国女孩。我不服气地争辩说在公园、街头瞧见亲热的爱侣们不少嘛。萧萧说中国人之间当然没事啦。你一个老外对中国女孩亲昵,就是遭中国人恨。
    我俩一同外出旅游更困难。有一次在天津一间大学,我们先是投奔外事楼,看门的大爷说可以给这位老外开房。可是这都深更半夜了,你一个中国女孩非要和老外同住,多不正经呀。再说这里是外事楼,内宾得去招待所。于是我们又转奔到招待所。值班大嫂的回答正好反过来,说这里是内宾招待所,外宾必须回外事楼。“你们想开一个房间同住。哎哟,看上去好端端的一个姑娘,怎么这么不要脸呀。”大嫂阴阳怪气地唠叨个没完。当时都过了晚上11点了,没辙,最终只得洋鸳鸯、土鸳鸯各自呆在被圈定的窝,花了两处房费。
    自萧萧与老外男人搅到一起后,中国亲友们没少开导挽救她。众人一致的态度是,明摆着外国货就是不如国货来得安全可靠。中国女孩就是应“爱祖国”用“国货”。西洋人仅仅是图新鲜、异国情调找一个东方姑娘,过不久厌倦了最终还是回过头去找他们自己白人。
    这种论调特令我气愤,或许还埋藏着弱民族情结的自卑感。我想不明白,中国人认为西方男人是色狼的偏见,为何如此根深蒂固。为何一个中国男人娶了西方女人,中国人会赞叹他有本事,为中国爷们儿提气。但倘若一个中国女孩找了老外,她就是有损人格、国格。这是典型封建的男尊女卑嘛。
    还有一怪现象,若一个白人表示讨厌看见白种男子与黄种女孩搞在一起,周围人会指责他存在种族偏见。中国人也会义愤填膺地认为这是典型的歧视中国人。相反,如果一个中国人说同样的话,大家却会赞赏他充满民族气节,不崇洋媚外。
    一中国女性与其西方丈夫离婚后,竟发觉中国男同胞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极排斥她这个“被洋人抛弃了的女人”。尤其是她的一对混血子女,更令其中国情人一瞧见就如鲠在喉般地难受。她始终没能找到有勇气娶她的中国男人,即使有的中国男友自己不在乎,但他承受不了来自其父母、亲友的压力。华人社群里,对这位女同胞异国婚姻的破裂存在着十足的偏见。最多的感叹是:“看,到底被老外甩了不是。这就是洋奴的下场,自找倒霉。”这令西方人气愤,一单离婚个案,一件十足的家事,这种家庭破裂的悲剧每天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发生着,与种族问题扯不上边嘛。为何一旦轮到女主角是中国女人时,就会立刻被提升到“受洋人欺负”的阶级仇、民族恨的高度上来了呢?后来这位女士又嫁了位不在乎她“失过足”的老外。为此她感叹:“一个中国女性若与老外有过一段情后,那你就意味着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与萧萧同居一个月左右时,房东太太得到电梯大嫂的通报后赶上门来。进门先寒暄了句:“吃着呢。你给他做中国饭呀。他吃的惯吗?”这位房东太太是位下岗工人,如今靠坐地收租谋生。
    房东太太招呼打过之后,话题便转到正事上来了。她一脸正色地问:“我说你们领证了吗?要是没领,我可不敢留你们。赶上扫黄严打,查我一个窝藏嫖娼卖淫罪,我担待不起这份风险不是。”得,我们就此被扫地出门。
    我只得带着我的“梨子”回澳大利亚去尝了。
    口述人:马克(美国)
  “仅看一眼收据就随我漫天叫价,这也太容易骗财了。这要是在中国……”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邮给国内太太的一条金项链遗失了,他十分懊恼,自叹自怨太倒霉了。我听说后忙上门拉着他找邮局索赔,该先生半信半疑地走到邮局窗口打算先探个虚实。出乎此君意料,邮局职员看了他当初的邮寄收据后,当即就他提供的价格赔偿了一张支票递过来,这令中国先生惊异极了。出门后他表示,若我谎称东西寄丢了诈骗一条项链钱,这邮局也不调查一番,仅看一眼收据就随我漫天叫价,这也太容易骗财了。这要是在中国……
    他的这番感叹我也挺意外,没想到中国人一眼就瞧出规章制度上的“漏洞”,及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都看成是有机可乘的捞外财机会。大概正因我们缺乏这样的敏锐,也因欺诈在西方是极为可耻卑劣的大忌,故才有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索赔的背景原因。
    西方一些城市的地铁、公车或火车,都实行乘客乘车前自觉地将票放进票机打票。有脑筋灵光的中国人便在车票上薄薄地涂上一层胶水,每次打票后再将胶水刮去,这样票便可以反复使用了。还有个别中国人略施雕虫小技,便可利用街头公用电话亭“免费”打国际长途。这位中国人将电话亭的号码通知国内亲友,嘱咐他们打“对方付款”电话。待国内电讯台职员打来电话核实付款人时,早已恭候在此的他便一口应承下来,如愿煲完电话粥后便扬长而去。只是贪婪的他一再故伎重演,终于一晚被埋伏的警察现场活捉。
    由于西方人常看着中国人全长得一个模样,于是一些中国人便有了空子可钻,什么医疗保险卡、学生证(凭学生证可享受廉价车票、博物馆门票)等,这些证件中国人之间常互相借来借去的,反正老外通常很容易轻信人从不仔细盯着照片看,即使工作人员对着照片相面,中国人也从容不迫、毫不畏惧,因老外辨不出张三与李四来。此招屡试屡爽。
  令西方人看不明白的标语口号
    一位初到北京的外国留学生,上街前担心自己找不回学校,就照葫芦画瓢地将街道口牌子上的字,一笔一画地描了下来。当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过了一把瘾后,果真认不得北了,急忙掏出字条拦住行人不耻下问。没料到,被问者瞄了眼字条后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原来字条上书:“此处禁止停放自行车”。
    中国的标语之多,是每一位踏上中国的老外头一深刻印象。当初我从深圳罗湖口岸排队入境中国大陆时,我扫了一圈大厅后便选择从9号岗过关,因为此窗口前贴着“文明礼貌岗”。我好一阵嘀咕,此岗特别标榜为“文明礼貌岗”,难道旁边的一排岗亭都不够文明礼貌吗?我当时简直笑出了声。来到大陆后常在公共场所见到竖立着的标语牌,上面详细列满不许做的事。诸如“不准随地吐痰”、“不许践踏草坪”,及什么“约法三章”、“五个严禁”、“七不规范”、“服务忌语”等。最令我摸不着头脑的是地铁里张贴的告示:“严禁跳下站台”。
    与诸多禁止相对应的是,一些机关、商业部门甚至公交车前悬挂着“文明标兵”、“礼貌待客”等褒扬锦旗或匾牌。面对这些中国特色,我刚到时着实莫名其妙了半天,慢慢地就见多不怪了。还有一则啼笑皆非的景观是,有国有商厦里的售货员,胸卡上居然标着“微笑售货员”。难道对顾客微笑也因此跃为区别普通售货员的标兵模范,是否一位平凡的售货员就没有对顾客微笑的职责?真搞不懂这是什么滑稽戏。
    在中国住下来后才终于恍然大悟,“微笑服务员”就是不一般,确有其褒扬的现实意义。因中国城市大商场里的售货员有些依然官商气十足。
    一次我到太原一商厦里买皮箱。那天正值午休时间,中国大地“全民皆睡”,男售货员正趴在柜台上打盹。我低下头凑近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同志,我要一只皮箱。”连唤了好几声,那售货员才懒洋洋地回应:“没有。”我只得耐心地指着他背后的一排皮箱说:“您后边的那些是什么呀?”售货员突然跳起来气势汹汹地喊道:“我说没有就是没有。这些全部坏了,行了吧。”第二天我改在一早去同一柜台,这次顺利地扛回了只昨天就看好的皮箱。
    最令人不痛快的要算某些官员的官僚作风。我的朋友与其中国未婚妻上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政府“喜官”板着扑克脸要求老美出示单身证明。他的未婚妻小心翼翼地指着递上的证明书说:“未婚就是单身呀。”“我懂还是你懂。”官员不悦地回敬了一句。然后他较真地咬文嚼字起来:“这里可没有明确地说明他以往的婚史,都40多岁了还没结过婚,可能吗?”我的美国朋友脸憋得通红,发誓说他从未结过婚。于是那官员态度缓和了些,冲着朋友的未婚妻训道:“我这是为你好,帮你把好关,省得你上当受骗。”眼泪都快被逼下来的中国女孩终于挤出来了句:“谢谢。”
  口述人:伊夫(法国)
  “没有为什么。这是国际游戏规则!”
    我来宁波前已在巴黎学过一年汉语,我一直盼望着有机会去中国实践一下,恰好我的专业是船运技术,去年我幸运地联系到宁波的一间中国公司里任职。我与其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同的特点在于,我不是在外企或中外合资公司供职,而是在地道的中国内地公司里打工,全公司只有我这一个老外。我是那么兴奋,将成为一位白皮肤的中国员工,将每天与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中国公司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与西方确有着很大差异。比如,我们公司接了为德国造远洋货轮的订单,一两个月后德方开始来电话、传真咨询工程进展情况。中国人显然不适应这种不信任的追问,有中国同事对我抱怨说:“不是已签了合同吗?干吗还要盯着打听。这就如同你在裁缝店订做裤子,到了交货日期,你来取便是。交货期前一天你都不必操心,我们准时交货不就行了。”但欧洲人对于合作的态度是,供需双方应不断保持沟通联络,随时交换进展状况及商讨技术情报,这是十分必要的工作程序。
    中方对于欧洲发过来刺探“军情”的传真,显然颇不知所措。这份海外来函的另一个麻烦是,通篇是英文甚至德文,我们公司得先花钱雇翻译译成中文,这对于公司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当初没有此项翻译预算嘛。于是最常发生的情况是,欧洲的传真发过来后由于不知所云,便不知如何回复,即使已翻译成中文了,那也需等几个部门开会讨论磋商,还要请示领导批复。故传真就这么搁置在一旁不久便失踪了,回复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厢欧洲方面望眼欲穿未见到中方的只字片语,不善罢甘休地又追过来第二封“鸡毛信”。这下公司领导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于是公司拟了份非常中国特色的回函:“贵方的船正在顺利地施工之中,一切良好,请放心,我们会如期交货。”
    欧洲方面看了此回复越发地忐忑不安,他们希望了解远洋货轮每一部分的工程进展情况报告。鉴于始终得不到中方的详细讯息,于是特派一位德国工程师前来中国造船厂打探虚实。这引起中国同事不满。他们发牢骚说:“这就好像你在餐馆订了菜,厨师躲在后面做,你只需耐心恭候侍者为你端上来就是了。怎么你这个客人还想闯进厨房里指手划脚,监督炒菜过程,这算什么事。再说厨师的手艺也不能在客人面前暴露呀。”显然欧洲人很是担心中方的“菜”是否过于太酸太甜不合口味,急于在未上桌之前探个究竟,以便心中有数。
    德国工程师亲临现场督阵后,马上看出了不满,他要求中方立即改造船上的一条管道,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
    首先那些干活的工人兄弟造反了,说我们从来没这么造过船,多少代老师傅代代相传的传统造船手艺,就这么一下子被全盘否定?再说刚造好的工程全部报废,这不是败家子吗?洋人放个屁都言听计从,我们还有没有中国人的尊严?
    中国工人的“无理取闹”惹恼了欧洲人,他们下了最后通牒,中方必须按其要求施工。中西双方为此沟通了数天,领导、工程师亲自给工人做思想工作,又加派技术人员监督质量,一条管道的麻烦真是大了去了。
    职工问我:“为何我们造的好好的,非要返工。你帮忙过去跟那老外说说通融一下,看能不能不返工,重新做太麻烦了。”以前曾听到过一些西方人抱怨,中国人不尊重他们最初的回答。特别是遇到不同意见时,中方总希望通过反复“做思想工作”,试图劝说外方改变初衷。
    这令西方人困惑不解,中国人为何要一再地“纠缠不休”,中国人为何不能尊重他们第一次的回答。我虽粗通中国人的思维和国情,但感觉实在无法胜任中国同事交付我这个“二鬼子”的重任。我当然清楚我绝不可能做什么德国工程师的思想工作,我只能去做中国同事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开窍。
    经过几番棘手的交涉,最后我终于失去耐性地告诉中国人:“若你想让你造的船离开中国,你就得加上这么个他妈的、倒霉的管道。没有为什么。这是国际游戏规则!”
    (郭莹英籍华人,专栏作家。此次采访了世界各地数十位在大中华地区生活过的西方人,《换双眼睛看自己―――老外侃中国》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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